数年之前，我在上海第一财经频道看见了纪录片《激荡三十年》。当时的心情就颇为激荡。
说实话，中国的财经节目和财经书籍，除开专业人士，能够引发公众兴趣的实在不多。除了赤裸裸的金钱欲望之外，整体人文精神的缺乏，便是其致命伤。
当然，我后来才知道，它改编自一本同名书，作者是吴晓波。可能出乎多数人所料，吴晓波竟然溯源而上，将中国的企业史推演至中国文明的源头，其后出版了《跌宕一百年》以及最近新出的《浩荡两千年》。
我之所以喜欢吴晓波，包括他曾在《第一财经周刊》的“企业史笔记”专栏，端在于他研究财经，文章中却并没有一股子金钱冲动，反而，其间总是充盈着对制度的诘问与人文精神的慈悲。
《浩荡两千年》自然也不例外。吴晓波基本上是用了整整一本书，梳理缘何在中国两千年的文明中，中国的企业总在王朝的政令中沉浮，“从来没有当过主角”。而如同在《激荡三十年》中所论述的一样，中国企业总是背负沉重的原罪：几乎所有人的发家史，均和政府之间有着不清不白的关系。中国企业说到底乃是风箱老鼠，被政权视同家奴与钱囊，而民众仇富成性，王朝变乱之时，“打土豪分田地”首当其冲者便是他们。
吴晓波的书显然是有锋刃的。恰如其在前言中言辞犀利道：“世界上最大的贪婪，其实是制度的贪婪。”而两千年中国企业可谓的血泪史，便是王朝政权如何砍杀与羞辱企业家的历史。时光演进至今，福布斯富豪榜上众多名字如同流星划过，不就是历史戏码的重复上演?
然而，现象与结论昭然，洋洋300页巨著看下来，我却颇为迷惑。吴晓波明确指出，中国工商业在世界范围内亦是早慧，而早在春秋战国之时，重商也是国家政策，管仲范蠡都曾有扶植企业政策，为什么反而到了其后，国营企业的兴盛与贬抑私人企业的歧视愈演愈烈?难道中国人天生仇视企业与企业主?
吴晓波是我复旦新闻学院的同门师兄，我便算是僭越一回，提出一些见解，算是对师兄的质疑与就教吧。
我以为吴晓波在书中非常准确地指出，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制度与补足国库所需，乃是长期贬抑与剥夺私营工商主的一大肇因。然而，这依然是现象，而不能说明中国政权对于商业天然贬斥的根本原因。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恐怕需要跳出纯粹企业与财经的视角，而代入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。1997年普利策奖获得者、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贾瑞德•戴蒙德在《枪炮、病菌与钢铁》中曾比较欧洲与中国的地理。他认为，中国某种程度上乃是一个大陆孤岛。其北邻极寒、西靠高原，南面是无限延伸的海与岛，而东面则是浩瀚太平洋。在这个孤岛之中，是从南至北几乎贯通的连续耕作地。而欧洲则整个是破碎的地形，在地理上几座高山将这个欧洲分割成了几个大块。这种地理条件造就了一个宿命的结果：大陆孤岛形成了统一国家，而欧洲地形导致了地域分裂。
这与商业有何关系?欧洲由于地形的破碎，除了偶然性因素包括亚历山大大帝的出现之外，其多数的时间内，乃是分割成不同的政权。任何一个小政权都无法依靠本身的资源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，于是商业交换成为必然。商业停滞意味着国家的衰亡。在长期的博弈中，商人拥有了与国王对话的权力。
而中国庞大的孤岛与连续耕作地的现实，其物产与资源的丰富程度，使其在系统内形成了充足的物品供应，无假外求。因此，所谓辉煌的丝绸之路，所进口的产品根本也是与国计民生基本无涉的产品。在中国，国际商业交换并非必然。
西、北异族的入侵，边疆缺乏天然屏障的事实，使安全成为这个连续耕作区的第一需求，因而中国一直有着统一国家的内在冲动。统一国家意味着大一统管理。资源的统一管理和控制能够保证长效的安全，资源的分散反而是对安全的威胁。因而，对于中国而言，大一统的国家管理方式，乃是符合其地理区域的根本特性的。于是，在中国，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事。工商业的发展，是末梢，而非根本。这也是两千年来中国知识阶层的共同认识。
自然，大一统政权有其自然发展路径，越往后，越内生，越闭塞，无论从政策层面，还是从思想层面。吴晓波书中所一再提及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与博弈，都不过是大一统政权不断自我调适和完善的过程。至明清之际，专制制度臻于极致，闭关锁国成为现实，不过都是这种政制模式的内在逻辑。
看起来这是地理决定论，然而符合科学论证。
但是，奇怪的是，恰如吴晓波在书中所提及，中国的工商业每过一阵子，都会有一场爆发。况且，中国的工商业发端，早在春秋战国之时，已达盛景，司马迁的《货殖列传》，乃是中国工商业的一株奇葩，到后世，也未见工商与企业如此自由与繁荣的景致。这又如何解释?
初民时期，大一统国家并未形成。周朝末期的春秋战国，王国林立，各成一体。这就如同欧洲的常态，每一个王国无法形成独立的供给系统，惟有依靠商业进行。因而，此时企业壮大，商人常可与国王博弈，就在于商业决定国家之命脉。其后的历史，每每分裂就意味着工商业之壮大，愈分裂，工商愈繁荣，商人愈坐大。一入统一国家，商人便如同猪羊，任人宰割。沈万三乱世致富，敢与朱元璋笑对;而其子沈文度和平时期匍匐见官祈命，不正因为如此?